應詔集
 漢高帝論

有進說於君者,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,則用力寡矣。人唯好善而求名,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,不義可以劫而退。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,徒手奮呼而得天下,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,安知所謂仁義者哉。觀其天資,固亦有合於仁義者,而不喜仁義之說,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,而至以不義說之,則亦怫然而怒。故當時之善說者,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,亦惟曰如此而為利,如此而為害,如此而可,如此而不可,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,蓋亦未嘗遲疑。

天下既平,以愛故,欲易太子,大臣叔孫通、周昌之徒力爭之,不能得,用留侯計僅得之。蓋讀其書至此,未嘗不太息,以為高帝最易曉者,茍有以當其心,彼無所不從,盍亦告之以呂后,太子從帝起於布衣,以至於定天下,天下望以為君,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,如百歲後,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?所謂愛之者,只以禍之。嗟夫!無有以奚齊、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。叔孫通之徒,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,獨有廢嫡立庶之說,而欲持此以卻之,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。人固有所不平,使如意為天子,惠帝為臣,絳灌之徒,圜視而起,如意安得而有之,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?如意之為王,而不免於死,則亦高帝之過矣。不少抑遠之,以泄呂后不平之氣,而又厚封焉,其為計不已疏乎?

或曰:呂后強悍,高帝恐其為變,故欲立趙王。此又不然。自高帝之時而言之,計呂后之年,當死於惠帝之手。呂后雖悍,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侄。惠帝既死,而呂后始有邪謀,此出於無聊耳,而高帝安得逆知之。

且夫事君者,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,以樂從吾說,而欲以勢奪之,亦已危矣。如留侯之計,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,特以其勢不得不從,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,使周昌相之,此其心猶未悟,以為一強項之周昌,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,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。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,無如高帝,然至此而惑,亦無有以告之者。悲夫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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